论性，则以仁为孝悌之本。

但是他们又有大夫的经世热情，总是将自己的独立思考与现实的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

孟子倡导的以统治者的道德自觉为基础的仁政思想，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德理性已经取代了三代的宗教观念，是和西周的以德配天思想很不一样的。三代时期的君王们大多相信自己之所以能够统治天下，是由至高的主宰——上帝、皇天决定的，所以，他们总是以上帝、皇天的名义向被统治者发号施令，通过神权和政权的合一以强化自己的政治统治。士应该追求君子的理想人格，当他面临富贵与仁道只能择一的处境时，必然会追求和完成仁道。而盲目服从君主权力，就会违背士君子的道德、损坏士君子的人格尊严。士大夫在面对政治上无比强势的君主时，必须敢于格君心之非。

尽管儒家士君子选择以道事君，但是现实政治秩序则要求士大夫绝对服从君主的政治权力，所以，每一个参与政治、进入权力体系的士君主，往往会遇到一个严峻的选择：服从道的价值目标，往往就会有失去权位甚至生命的危险。我不可不监于有夏，亦我不可不监于有殷……惟不敬厥德，乃早坠厥命。但是，儒家的道统授受谱系还在拓展，从尧、舜、禹又进一步追溯到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。

现存的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有接近的记载。作结绳而为网罟，以佃以渔，盖取诸离崇拜先王往圣并不是儒家独有的，而是中国传统文化、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普遍学术现象。为学者蔽于论，而尊其所闻，相与危坐而称之，正领而诵之。

儒家传承的不仅仅是仁道、礼教等道德观念、治理方法，而是上古以来华夏民族创造的文明体系。在《易传》《礼记》《尚书序》以及具有传记之学特点的儒家子学著作中，均可以找到早期儒家道统思想的论述。

所以，华夏民族崇拜的诸多往圣先王，包括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炎帝、尧、舜、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等等，均成为诸子百家倡导的不同思想理念的体现者和承担者。虽辩，君子不听(《荀子·非相》)。所以，我们会发现儒家与其他诸子的一个明显区别，道、墨、法各家学派的弟子们均是将本学派创始人的重要原创典籍称之为经，故而出现了由诸子撰写的《道德经》《墨经》《法经》等等。孟子认为无论是为政还是为学，均必须继承先王之道，正如他所说: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后之学者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，为政不因先王之道，可谓智乎?(《孟子·离娄上》。

本文希望对早期儒家的道统思想做一历史探源，包括早期儒家确立的先王之道的核心价值、追溯先王之道的人物谱系、整理记载先王之道的文献典籍。(《墨子·尚贤中》)墨家还特别崇拜大禹，因为传说中的大禹恰恰是吃苦耐劳、俭朴为民的墨家之道的体现者。现在人们见到的《黄帝四书》虽然是西汉初年的马王堆汉墓出土，但是经考证学界大多认为其成书应该是战国中期。但是，在诸子百家中，只有儒家学派是最崇敬三代先王的，因为史家早就肯定，诸子百家中唯儒家学派是通过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进而创造性地发展和建构出一套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来。

可见，早期儒家道统谱系建构与他们的《尚书》整理工作是一个整体文化工程。曰:‘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?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?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?(《论语·子罕》)孔子承担的先王之道是与文、武、周公等先王联系在一起的。

2刘盼遂:《论衡集解》，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，第558页。他要求学者在学问上应该法先王，他说:不闻先王之遗言，不知学问之大也(《荀子·劝学》)，他更是要求君主在政治上应该法先王，凡言不合先王，不顺礼义，谓之奸言。

孔子以后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推崇先王之道，已经成为儒家后学的普遍思想特点。此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提及并加说明:中庸、仁义、礼教、民本、德治的先王之道，究竟是儒家学派创建的，还是三代先王提出的?这就涉及儒家核心思想与三代礼乐文明的关系问题，实际上也就是儒家道统的建构是否有历史依据的问题。孟子所讲的先王之道，无非是儒家倡导的中道、仁道、礼教、民本、德治等核心价值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说:世俗之人，多尊古而贱今，故为道者，必托之于神农、黄帝。他赞扬周文王行仁政，关心人民的疾苦说:昔者文王之治岐也，耕者九一，仕者世禄，关市讥而不征，泽梁无禁，罪人不孥。譬如，作为群经之首的《周易》，其内容包括卦象、卦爻辞等丰富内容，其来源十分悠久。

(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)他还特别赞赏文王善养老者:西伯善养老者，制其田里，教之树畜，导其妻子使养其老，所以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。他们提出了中庸、仁道、民本、德治的思想，其实是将三代时期的一些具有人文价值、实践经验的思想萌芽作了极大的思想提升。

人们早就发现，在先秦儒家典籍中记载的三代先王、往圣的人物、谱系是不同的。战国后期的荀子，也是一位推崇先王之道的儒家学者。

乱世暗主，高远其所从来，因而贵之。这就出现一个问题，儒家建立的道统谱系本来是与中道、仁道、礼教、民本、德治等核心价值联系在一起的。

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成为儒者的共同信念与理想。早期儒家孜孜不倦地追溯、阐发、倡导先王之道，这些道的思想内容是什么?应该说，三代先王在治理天下时，积累了包括礼乐制度、德治观念、中道方法在内的政治经验和思想文化，但是，早期儒家将其中的核心价值、思想精华概括为先王之道。先秦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先王之道就是中道，如《论语·尧曰》记载说:尧曰:咨，尔舜!天之历数在尔躬。作结绳而为网罟，以佃以渔，盖取诸离。

所以，只有三代先王遗留的典与则，才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建构经的文献基础，他们将这些典则整理为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并强调这些典籍是先王的治世大法、恒常之道，故而称之为经。除了儒家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之外，其他诸如墨家、道家、农家等，均有承担各种不同价值理念的往圣先王。

正如《孟子·离娄上》记载孔子的话说:孔子曰:‘道二:仁与不仁而已矣。5孔安国:《尚书序》，载《十三经注疏》第2册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-6页。

其三，孔子认可的先王之道也是礼教，《论语》中记载了许多孔子对文武、周公之道推崇。其实，认同炎黄，总是与相关的伏羲、神农、黄帝的历史贡献、文明意义相关的。

《尚书》包括《虞书》《夏书》《商书》《周书》。他说:三代之得天下也，以仁，其失天下也，以不仁，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。其实，之所以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、黄帝，应该说与中国传统祖宗崇拜的宗法文化有密切关系。可见，仁政、民本的价值理念也是来源于三代先王。

所以，有关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的传记就明确表明这些文献与儒家道统的联系。事实上，六经学确立后，就不仅从经典文本，同时也在授受脉络、思想内涵等多个方面，为后来的道统论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础。

一方面，这些文献中许多均可以与儒家经常讲到的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道相对应，就是说，这些文献就是记载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言，如其中最早的篇目就是《尧典》《舜典》《大禹谟》等。但是，儒家特别强调其道统的来源十分悠久，故而将儒家经典与上古先王系统的关系做了进一步探讨。

伏戏氏得之，以袭气母……黄帝得之，以登云天。这样，我们来理解儒家道统思想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时，不应该局限于德治、民本的政治意义，而是要拓展为精神、制度和物质之全体文明体系的意义。